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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實務 | 虛擬貨幣犯罪系列（一）——法律定性及價值認定的實務爭議
時間：2025.08.22 作者： 劉康力、彭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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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區塊鏈技術催生的虛擬貨幣，以其去中心化、匿名性與跨境流通的特性，在重塑金融格局的同時，也為犯罪活動開辟了新的“隱秘通道”。從利用比特幣、以太坊（Ethereum）、泰達幣（USTD）進行毒品交易、勒索贖金，到層出不窮的交易所盜幣、代幣發行詐騙、跨鏈橋洗錢，虛擬貨幣犯罪呈現出技術性強、隱蔽性高、跨境化廣的新態勢，這類犯罪對傳統刑事法律框架構成嚴峻挑戰。本文將立足實務，分多期剖析我國虛擬貨幣犯罪司法實踐現狀，探討破局之道。
一、我國對虛擬貨幣的態度
中國人民銀行等多部門曾于2021年發布《關于進一步防范和處置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明確了虛擬貨幣相關業務活動屬于非法金融活動，任何法人、非法人組織和自然人投資虛擬貨幣及相關衍生品，違背公序良俗的，相關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由此引發的損失由其自行承擔。
此外，《通知》還明確了金融機構和非銀行支付機構不得為虛擬貨幣相關業務活動提供服務，即提供任何虛擬貨幣相關業務活動的都不是合法的金融機構、非銀行支付機構。
然而，由于《通知》僅屬于規范性文件，且無其他法律、行政法規對虛擬貨幣進行規制，導致現階段對涉虛擬貨幣行為是否均為違法犯罪行為的法律界定存在較大爭議。
二、僅買賣虛擬貨幣是否有刑事犯罪風險？
我國現行刑事法律體系尚未對虛擬貨幣設立專門罪名，其法律定性主要依托于對現有刑法條文的體系化解釋。從目前司法實踐的情況來看，為了投資，僅僅參與虛擬貨幣相關業務一般不會被追究刑事責任，但若相關行為觸碰了刑法規定的其他罪名的構成要件，同樣將會面臨刑事制裁。
在涉虛擬貨幣犯罪案件中，單純買賣虛擬貨幣行為被認定為犯罪的情形呈現以下典型特征：
（一）上游犯罪關聯性：當購買虛擬貨幣的資金來源非法，或出售的虛擬貨幣來源非法，買賣虛擬貨幣的交易行為可能符合“提供資金賬戶”“協助轉移財產”等客觀要件，易被認定為洗錢罪、幫信罪、掩隱罪等。
（二）交易對象特殊性：與黑心幣商進行交易，買賣雙方自行議價成交，平臺無法監管，涉及“黑錢”的風險較高。
（三）交易方式異常性：線下現金交易因存在匿名性、不可追溯性等特征，易被認定為掩蓋犯罪行為的手段，被推定具有犯罪故意。
三、涉虛擬貨幣犯罪類型
（一）以虛擬貨幣作為犯罪對象
這類犯罪直接圍繞著虛擬貨幣的特性展開，虛擬貨幣或其代表的“價值”是犯罪侵害的直接客體。
1. 盜竊罪
盡管基于區塊鏈技術的虛擬貨幣具有很高的安全性，但也可能被黑客通過技術手段攻擊交易所或平臺，盜取用戶的虛擬貨幣。
2. 敲詐勒索罪
虛擬貨幣的匿名性和不可逆性使其成為勒索者的首選支付方式，追蹤和追回難度大。
3. 行受賄犯罪
行賄者向受賄者直接轉移虛擬貨幣，作為行賄款項。這種新型賄賂方式方式更隱蔽，難以留下傳統銀行轉賬記錄。
（二）以虛擬貨幣作為犯罪工具/手段
這類犯罪的核心目標是實施傳統犯罪，虛擬貨幣因其特性被犯罪分子選為更隱蔽、更高效的“工具”或“支付通道”。
1. 詐騙罪
如“殺豬盤”投資詐騙，誘導受害者在虛假交易平臺投資虛擬貨幣，最終無法提現，或冒充官方客服詐騙，以“賬戶異常”等理由，騙取用戶私鑰或誘導轉賬等。
2. 非法集資類犯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
未經批準，通過發行虛擬貨幣、代幣、或以投資虛擬貨幣挖礦、交易、理財項目等名義，承諾保本付息或高額回報，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
3.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以發行虛擬貨幣、推廣區塊鏈項目為名，要求參與者以虛擬貨幣形式繳納費用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返利依據。
4.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洗錢罪
（1）“跑分”：為上游犯罪提供資金通道，利用個人或控制的賬戶接收贓款（虛擬貨幣），通過買賣、兌換等方式進行混淆轉移，從中賺取傭金；
（2）“提供OTC交易服務”：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仍為其提供虛擬貨幣兌換法幣的場外交易服務；
（3）“提供技術/賬戶支持”：為犯罪活動提供虛擬貨幣錢包、交易所賬戶、混幣服務等。
5. 非法經營罪
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擅自開展虛擬貨幣兌換、變相買賣外匯、為虛擬貨幣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價服務、代幣發行融資、虛擬貨幣衍生品交易等業務活動。
6. 賭博罪/開設賭場罪
如在線賭博平臺接受虛擬貨幣作為賭資和下注籌碼；或利用區塊鏈技術直接構建去中心化賭博應用。
上述罪名的行為模式、風險識別及司法認定中的關鍵要點，筆者將在后續的實務文章中結合典型案例進行深入剖析。
四、刑事案件中虛擬貨幣價值認定爭議
（一）價值認定爭議
目前虛擬貨幣的“貨幣屬性”雖已被否定，但在司法實踐中，其“財產屬性”仍然能夠得到有效保護，屬于刑法保護的“財物”。然而，在涉及虛擬貨幣犯罪案件中，如何認定行為人的犯罪金額，各個認定依據之間存在較大爭議，各個法院甚至出現了完全相反的認定結果?，F有的認定方式及相關案例如下：
一是以犯罪行為發生時該虛擬貨幣的市場價格為標準。
案例一：(2021)豫04刑終483號案件，法院認為：“涉案的以太坊幣在網絡交易平臺上可以交易、轉換成實際的貨幣，本身具有價值，且代幣平臺每天都會公布交易價格，公訴機關以犯罪時涉案以太坊幣交易價格認定本案的犯罪金額并無不當?！?
二是以被害人所受損失為標準。
案例二：（2022）蘇04刑終210號案件（人民法院案例庫案例），裁判理由提到：周某平購買泰達幣的交易記錄系有效價格證明，可按照被害人遭受的實際財產損失的數額確定詐騙數額。
三是以虛擬貨幣處置變現后的金額（即銷贓金額）為標準。
案例三：(2020)滬0106刑初551號案件，法院認為：“我國不認可任何虛擬貨幣交易價格信息發布平臺對于虛擬貨幣的交易價格數據，故不應當認定涉案泰達幣根據相關網站的歷史價格計算?？紤]到羅**將泰達幣兌換以太坊后，又將以太坊兌換人民幣，實際獲利約90萬元，可以參考相關司法解釋，根據銷贓數額認定盜竊數額?！?
四是以價格鑒定機構出具的價格認定結論書為標準。
案例四：(2024)豫0823刑初436號案件中，經武陟縣價格認定結論認定：2021年10月15日一個歐意虛擬貨幣（泰達幣）的市場價值為人民幣6.4322元；2022年2月9日一個歐意虛擬貨幣（泰達幣）的市場價值為人民幣6.3717元。被告人孟*非法轉移的75000個USDT虛擬貨幣（泰達幣）總價值為人民幣480297.5元。該法院認可了機構所做的價格認定結論，并以此作為計算依據。
（二）律師辯護策略
由于虛擬貨幣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性、價值波動大以及交易方式復雜多樣等獨特屬性，這使得不同地區、不同案件乃至不同司法人員對于虛擬貨幣犯罪金額的計算和認定存在顯著差異，進而可能導致同案不同判等有失公平的情況發生。
面對這一復雜局面，律師在開展辯護工作時，應當將核心焦點聚焦于對控方所主張的犯罪金額計算方法進行深度剖析與有力質疑。律師需要仔細審查控方計算方法的每一個環節，從數據來源的可靠性、計算方式的合理性等多個維度，全面且深入地指出其不合理之處。
律師應積極主動地引導法院采納對當事人最為有利的犯罪金額認定標準，也就是金額最低的認定標準。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律師需要充分論證該標準在結合虛擬貨幣特性和具體案件情境下的合理性與可行性，并附上能夠支持辯護意見的相關裁判案例，最大程度上為當事人爭取合法權益。
- 律師結語
面對虛擬貨幣犯罪這一新興領域的挑戰，律師要以專業的知識、嚴謹的態度和創新的精神，為當事人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在辦理案件時，需深入研究虛擬貨幣的技術特性、交易模式以及在案件中的具體作用，精準判斷行為是否符合相關罪名的構成要件，并密切關注各地法院的裁判傾向和典型案例，結合案件具體情況，靈活選擇對當事人最有利的價值認定標準進行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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